《生命世界》杂志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学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于2...
亚洲稻是人类社会最初学会栽培的粮食作物之一,其驯化历史十分悠久。此外,亚洲稻也是当今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主食。所以,对亚洲稻的起源研究一直是世界农业起源研究领域中的热点。
关于亚洲稻的起源地,国际学术界一直有很大的争议。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直认为南亚是稻米起源中心,中国稻米被认为自印度传播而来,甚至在我国已使用了一千多年的籼稻、粳稻之名,也分别被冠上印度稻、日本稻的叫法。尽管中国学者丁颖和周拾禄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根据当时原生稻的分布情况而提出中国栽培稻起源于本土的理论,但却长期没有正真获得重视。直到70年代初,因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稻作遗存,以及美国学者哈兰关于作物起源中心并不全是生物多样性中心的作物分布起源论的提出,人们才把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了中国。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栽培稻到底起源于中国何地?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又是众说纷纭。丁颖最早提出华南说,紧接着日本的渡部忠世提出云南说,后来严文明等又提出了长江下游说等。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一大批稻作遗存的出土,亚洲稻在中国起源地的分布情况逐渐清晰起来,其发展脉络也呈现于世人面前。
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同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紧密关联,亚洲稻起源地在我国的分布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点。目前,我国发现史前水稻遗存的地点已有100多处,遍布黄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大半个中国。通过对这些遗存地点所在位置的分析能够准确的看出,我国史前稻作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长江下游、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及其以北以及华南等五大地区。
该地区人类对水稻的利用和栽培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对水稻籽实的利用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2000年之前,这也是世界上人类利用水稻的最早记录。考古发现表明,那时的水稻利用属于有人工干预痕迹的野生稻。本地区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公元前7000-6000年间的彭头山文化诸多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水稻遗存,主要为碳化稻壳,其形状为长粒形,推测可能属于偏籼型稻。这说明当时人类对水稻的利用已相当普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同属于彭头山文化的八十档遗址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木制农具。在稍晚的大溪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3000年)的遗址中,除了普遍发现稻谷壳、稻草和稻米等外,还发现了水稻田,表明此时人工灌溉农业已然浮现。至此,长江中游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相当成熟。以上资料表明,稻作农业在长江中游地区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发展历程。
长江下游地区也是我国稻作起源的一个重要区域,此地区人类利用水稻的年代也十分久远,在浙江上山和小黄山遗址发现的公元前8000-7000年间的稻壳印痕、炭化稻米等水稻遗存就是最好的证明。
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大量成层的稻谷、稻叶和稻杆等遗存,在稻谷遗存中包括了籼稻、籼粳过渡型稻。还发现了与之相应的骨耜等农具,以及水井和干栏式建筑。在浙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为籼、粳混合型,籼占64%~76%,粳占36%~24%。大量研究证明,此时本地区的水稻尽管其栽培稻种的特征还没能最终形成,但其栽培程度已经有了明显提高。
到了公元前5000-3000年的马家浜、菘泽文化时期,在稻谷中普遍有籼、粳两种,证明栽培稻的两个亚种在这个地区已完全形成。另外,在江苏吴县草鞋山等遗址发现了水稻田,表明此时的长江下游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大体同步进入人工灌溉稻作农业阶段。在年代更晚的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石犁和耘田器等农业用具,标志着此地区稻作农业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淮河流域史前稻作农业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自长江流域传播而来的,自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大约9 000~5 000年)发现大量炭化稻米和稻壳印痕以及从收割到脱粒的全套农具之后,其在稻作起源研究中的地位才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有关学者甚至认为,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明显带有稻作农业生产特点的考古遗址是贾湖遗址。贾湖稻米是一种形态非常原始的栽培稻,并伴生有野生形态的炭化稻米,这证明了贾湖是淮河流域稻米利用的起点。在其后约距今7 000~5 500年间,在淮河中游地区陆续出土了大量炭化稻米、稻谷遗存,同时发现了有粳稻特征的定型化和大粒化现象。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在稻种的选育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
正如前文所述,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同自然条件紧密关联,这一点在淮河流域体现得尤其明显。随着气候的不断波动,本地区的稻作、稻粟混作和旱作农业的分界线存在着南北摆动现象。尽管如此,大量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淮河流域的稻作农业在贾湖之后直至夏商时期始终没有间断,经历了从稻种的原始栽培行为到成功驯化出栽培稻种子的全过程。
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最早的与稻作有关的材料是距今8 000年左右山东月庄遗址出土的后李时期的稻米,随后水稻便向黄河中游地区扩散。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提到, 在河南的渑池仰韶村遗址一块陶片上发现有稻谷痕迹,后由两位瑞典植物学家艾德曼和苏德贝格采用灰像法鉴定为栽培稻壳,这是黄河中游地区最早发现的栽培稻遗迹。在此之后,水稻进一步向黄河上游地区扩散,并在龙山时代继续向北扩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除山东地区发现的稻作遗存时间跨度较为连续,分布也比较集中之外,别的地方则呈零星分布,且多与粟等旱作作物混作。同时,本地区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史前野生稻的发现,所以学术界通常认为其稻种和稻作行为以及栽培技术很可能来源于邻近的淮河流域。
华南地区尤其是云贵地区,曾一度被认为是栽培稻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0 000年前的广东英德牛栏洞就曾经发现有水稻利用的痕迹。不过真正发掘出土的稻作遗存是在4 500年前的广东曲江石峡遗址。此外,在本地区其他一些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稻作遗存。
学术界一般认为,由于华南地区的地理和天气特征情况对于水稻的种植十分有利,人类对稻种的采食和利用的行为至少不会晚于长江流域。但实际上从目前资料来看,本地区的水稻栽培行为至少不早于4 500年前的石峡文化时期,甚至大大晚于长江和淮河流域,且缺乏连续驯化的证据。究其原因,可能与当地的地理及气候环境、食物丰富程度、人类文化发展水平等复杂的自然、社会背景有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史前农业在世界上有突出的地位,农业的起始年代也居于世界上最早的行列。国内学术界一直以来很看重对包括水稻在内的中国农业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八十档遗址和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等丰富的稻作遗存的出土,以及90年代中期湖南玉蟾岩数粒稻壳和江西吊桶环水稻植硅体的发现,更是将我国稻作起源研究推向了高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稻作起源研讨会先后4次在我国召开。加之分子生物学等许多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使我国已成为国际稻作研究中心之一,初步奠定了我国稻作研究大国的地位。
从目前资料分析,作者觉得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可能是人类最早采食和利用稻种的地区,但人类有意驯化稻种的栽培行为可能首先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同时展开,又由于气候环境等因素,淮河流域先民对稻种的依赖程度可能要高于长江流域,对稻种生物性状的人工干预程度可能也强于长江流域,因此才在淮河流域首先实现稻种的大粒化和粳稻特征的定型化。鉴于此,一些学者提出了长江中游和淮河中游说。
现在的稻作起源研究领域已经呈现出一种学术争鸣的良好气氛,但也反映了进一步深入综合研究的必要性。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对真正奠定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大国和中心的地位,推进万年农业文化的研究,进而探讨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居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长期从事史前考古、环境考古、农业考古、科技考古、音乐考古等专题研究,先后主持或参加十多个大中型考古发掘项目,有九千年前骨笛、原始栽培稻等重要发现。
《生命世界》杂志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学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于2...
亚洲稻是人类社会最初学会栽培的粮食作物之一,其驯化历史十分悠久。此外,亚洲稻也是当今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主食。所以,对亚洲稻的起源研究一直是世界农业起源研究领域中的热点。
关于亚洲稻的起源地,国际学术界一直有很大的争议。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直认为南亚是稻米起源中心,中国稻米被认为自印度传播而来,甚至在我国已使用了一千多年的籼稻、粳稻之名,也分别被冠上印度稻、日本稻的叫法。尽管中国学者丁颖和周拾禄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根据当时原生稻的分布情况而提出中国栽培稻起源于本土的理论,但却长期没有正真获得重视。直到70年代初,因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稻作遗存,以及美国学者哈兰关于作物起源中心并不全是生物多样性中心的作物分布起源论的提出,人们才把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了中国。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栽培稻到底起源于中国何地?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又是众说纷纭。丁颖最早提出华南说,紧接着日本的渡部忠世提出云南说,后来严文明等又提出了长江下游说等。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一大批稻作遗存的出土,亚洲稻在中国起源地的分布情况逐渐清晰起来,其发展脉络也呈现于世人面前。
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同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紧密关联,亚洲稻起源地在我国的分布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点。目前,我国发现史前水稻遗存的地点已有100多处,遍布黄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大半个中国。通过对这些遗存地点所在位置的分析能够准确的看出,我国史前稻作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长江下游、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及其以北以及华南等五大地区。
该地区人类对水稻的利用和栽培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对水稻籽实的利用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2000年之前,这也是世界上人类利用水稻的最早记录。考古发现表明,那时的水稻利用属于有人工干预痕迹的野生稻。本地区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公元前7000-6000年间的彭头山文化诸多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水稻遗存,主要为碳化稻壳,其形状为长粒形,推测可能属于偏籼型稻。这说明当时人类对水稻的利用已相当普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同属于彭头山文化的八十档遗址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木制农具。在稍晚的大溪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3000年)的遗址中,除了普遍发现稻谷壳、稻草和稻米等外,还发现了水稻田,表明此时人工灌溉农业已然浮现。至此,长江中游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相当成熟。以上资料表明,稻作农业在长江中游地区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发展历程。
长江下游地区也是我国稻作起源的一个重要区域,此地区人类利用水稻的年代也十分久远,在浙江上山和小黄山遗址发现的公元前8000-7000年间的稻壳印痕、炭化稻米等水稻遗存就是最好的证明。
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大量成层的稻谷、稻叶和稻杆等遗存,在稻谷遗存中包括了籼稻、籼粳过渡型稻。还发现了与之相应的骨耜等农具,以及水井和干栏式建筑。在浙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为籼、粳混合型,籼占64%~76%,粳占36%~24%。大量研究证明,此时本地区的水稻尽管其栽培稻种的特征还没能最终形成,但其栽培程度已经有了明显提高。
到了公元前5000-3000年的马家浜、菘泽文化时期,在稻谷中普遍有籼、粳两种,证明栽培稻的两个亚种在这个地区已完全形成。另外,在江苏吴县草鞋山等遗址发现了水稻田,表明此时的长江下游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大体同步进入人工灌溉稻作农业阶段。在年代更晚的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石犁和耘田器等农业用具,标志着此地区稻作农业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淮河流域史前稻作农业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自长江流域传播而来的,自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大约9 000~5 000年)发现大量炭化稻米和稻壳印痕以及从收割到脱粒的全套农具之后,其在稻作起源研究中的地位才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有关学者甚至认为,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明显带有稻作农业生产特点的考古遗址是贾湖遗址。贾湖稻米是一种形态非常原始的栽培稻,并伴生有野生形态的炭化稻米,这证明了贾湖是淮河流域稻米利用的起点。在其后约距今7 000~5 500年间,在淮河中游地区陆续出土了大量炭化稻米、稻谷遗存,同时发现了有粳稻特征的定型化和大粒化现象。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在稻种的选育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
正如前文所述,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同自然条件紧密关联,这一点在淮河流域体现得尤其明显。随着气候的不断波动,本地区的稻作、稻粟混作和旱作农业的分界线存在着南北摆动现象。尽管如此,大量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淮河流域的稻作农业在贾湖之后直至夏商时期始终没有间断,经历了从稻种的原始栽培行为到成功驯化出栽培稻种子的全过程。
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最早的与稻作有关的材料是距今8 000年左右山东月庄遗址出土的后李时期的稻米,随后水稻便向黄河中游地区扩散。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提到, 在河南的渑池仰韶村遗址一块陶片上发现有稻谷痕迹,后由两位瑞典植物学家艾德曼和苏德贝格采用灰像法鉴定为栽培稻壳,这是黄河中游地区最早发现的栽培稻遗迹。在此之后,水稻进一步向黄河上游地区扩散,并在龙山时代继续向北扩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除山东地区发现的稻作遗存时间跨度较为连续,分布也比较集中之外,别的地方则呈零星分布,且多与粟等旱作作物混作。同时,本地区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史前野生稻的发现,所以学术界通常认为其稻种和稻作行为以及栽培技术很可能来源于邻近的淮河流域。
华南地区尤其是云贵地区,曾一度被认为是栽培稻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0 000年前的广东英德牛栏洞就曾经发现有水稻利用的痕迹。不过真正发掘出土的稻作遗存是在4 500年前的广东曲江石峡遗址。此外,在本地区其他一些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稻作遗存。
学术界一般认为,由于华南地区的地理和天气特征情况对于水稻的种植十分有利,人类对稻种的采食和利用的行为至少不会晚于长江流域。但实际上从目前资料来看,本地区的水稻栽培行为至少不早于4 500年前的石峡文化时期,甚至大大晚于长江和淮河流域,且缺乏连续驯化的证据。究其原因,可能与当地的地理及气候环境、食物丰富程度、人类文化发展水平等复杂的自然、社会背景有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史前农业在世界上有突出的地位,农业的起始年代也居于世界上最早的行列。国内学术界一直以来很看重对包括水稻在内的中国农业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八十档遗址和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等丰富的稻作遗存的出土,以及90年代中期湖南玉蟾岩数粒稻壳和江西吊桶环水稻植硅体的发现,更是将我国稻作起源研究推向了高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稻作起源研讨会先后4次在我国召开。加之分子生物学等许多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使我国已成为国际稻作研究中心之一,初步奠定了我国稻作研究大国的地位。
从目前资料分析,作者觉得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可能是人类最早采食和利用稻种的地区,但人类有意驯化稻种的栽培行为可能首先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同时展开,又由于气候环境等因素,淮河流域先民对稻种的依赖程度可能要高于长江流域,对稻种生物性状的人工干预程度可能也强于长江流域,因此才在淮河流域首先实现稻种的大粒化和粳稻特征的定型化。鉴于此,一些学者提出了长江中游和淮河中游说。
现在的稻作起源研究领域已经呈现出一种学术争鸣的良好气氛,但也反映了进一步深入综合研究的必要性。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对真正奠定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大国和中心的地位,推进万年农业文化的研究,进而探讨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居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长期从事史前考古、环境考古、农业考古、科技考古、音乐考古等专题研究,先后主持或参加十多个大中型考古发掘项目,有九千年前骨笛、原始栽培稻等重要发现。